天下吴氏网讯(吴蜀丰报道)【编者按】在中华百家姓中，吴姓从古至今名人辈出，更是举足轻重，他们在各行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在海内外及国外无论是商界还是政坛，还是演艺界。他们永远是佼佼者!他们永远是吴姓人骄傲，也是学习的楷模和榜样。英才辈出的吴氏家族，在政界、军界、商界、学术界等领域发光发热，独当一面。
吴健彰（1791－1866年），清朝中期的“夷务”人才，清政府的外交重臣 。名天显，号道普，小名阿爽。广东广州府香山县前山翠微人（今珠海市香洲区翠微村）。出身贫寒，在广州十三行充当仆役。乖巧勤快，善揣摸洋人心意，英语流利，颇受洋商器重。遂积累资金，与外商贸易，逐渐致富。并开设了同顺行，跻身于十三行行商之列。
【积资捐官】吴健彰，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名天垣 ，号道普，广州府香山县前山翠微（今属珠海）人。早年的吴健彰出身贫寒，以贩鸡为生，加之小名阿爽，故得诨名“卖鸡爽”。20岁，吴健彰尝试与洋人作小额买卖，后来进入广州的洋行打工，充当仆役。由于他乖巧勤快，善揣摸洋人心意，更学得英语流利，故颇受洋商器重。他遂积累资金，与外商贸易，逐渐致富。道光十二年（1832），41岁的吴健彰在今仁济西路以南至西濠二马路以北一带的宝顺大街开设了同顺行，跻身于十三行行商之列。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吴健彰凭着经营茶叶贸易，积累巨资，并投资旗昌洋行，成为该行七大股东之一。约道光二十五年（1845），吴健彰结束广州的生意到上海，经营茶叶贸易、典当业等，成为上海滩的大买办。此时的吴健彰已不是“卖鸡爽”，连洋人都改口称他为“爽官”了。吴健彰与上海怡和、旗昌、宝顺三家大洋行联系密切，业务不断拓展，成为近代早期上海滩的著名买办。吴积累巨资后，不断纳钱捐官，道光二十七年（1847） 以白银五十万两，捐得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兼江海关（上海海关）监督的肥职。
【通夷之才】道光二十八年（1848）参与查办“青浦教案”后，吴健彰因与洋人有“水乳之合”，被清廷认为是“通夷之才”，升任护理苏松太道。不久，更实授为苏松太道（即上海道）兼江海关监督。其时，正值英、美、法等国不断扩大南京条约所取得的权益，压迫清政府在上海建立并扩大租界。吴健彰参与或主持谈判，屈服于列强的压力，使半殖民地化的租界制度在上海确立。并推及至全国各通商口岸。为镇压太平天国与小刀会起义，取得饷源，清廷授权兼任江海关监督的吴健彰于咸丰四年（1854）夏与英、美、法领事谈判，拱手出让海关主权，将海关和关员置于英、美、法三国领事管辖之下，此一半殖民地海关税务司制度又从上海推及全国通商口岸。
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起义时，吴健彰曾被义军所俘，为美国公使马沙利救出，在租界重建政权。咸丰四年（1854）夏，吴健彰因官场权力斗争，以贪污渎职被参革职。咸丰六年（1856），向荣为吴健彰保荐，奏称吴健彰在上海道任内，曾雇船入江作战，颇为得力，尚属有用之才，希望将他留在江南大营，“效力赎罪，俾令设法添办仗船，量材器使。”咸丰帝准奏，并让广东督抚发还其原籍家产。吴健彰留在向荣军营后，曾到上海雇募船只入长江助剿太平军。
【返籍以终】咸丰八年（1858），由候补知府升至候补道。次年（185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吴健彰看透了官场险恶，“以病返籍作终老计”。同治五年（1866），吴健彰在家乡病卒。
【主要影响】回乡后，吴健彰广置田地，将翠微街道“悉铺以石”，修起两米来宽、长约两三公里的石板路。据翠微村《吴氏族谱》记载，吴健彰回到家乡后曾捐地225亩，重修族谱，广置“义田”、“恤孤寡”，甚至“闻河南灾荒，即捐二万二千两济赈灾民”。在当时村民眼里，吴健彰是个造福桑梓的“大善人”。
《“卖鸡爽”吴健彰的进击人生》
文/杨黎光
在清廷控制对外贸易的“广州体制”崩解，西方列强建立的“条约制”在上海发轫之际，广州十三行行商们因应形势的变化，开始了变身“买办”的集体转型。行商伍秉鉴的时代落幕了，以吴健彰为代表的“买办”时代来临了。对于外国洋行而言，“买办”是集总管、代理人、翻译、掮客、顾问、信用保证人等于一身的混合体。他们几乎包揽了洋行的所有在华事务，是外国商人“真正的合作者和经济伙伴”。同时，他们作为第一代北上粤商，凭借自己的专长和财富参与了上海的开发，并成为推动传统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先行者。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逆袭”。有史以来，岭南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是接受中原文明“教化”的落后地区；从此之后，南粤广东将成为一个近代文明的输出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影响上海，辐射全国。活跃在上海的广东买办，开创了属于粤商的新时代，也开创了近代文明向中国广泛传播的新纪元。
从“卖鸡爽”到“吴爽官”
由岭南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们，大规模转型为活跃在上海的广东买办，吴健彰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关键性人物，也是饱受责难的争议性人物。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很少有人像吴健彰这样被互相敌对的政治力量共同咒骂。作为对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走向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上海道台”，腐朽的满清朝廷一边不得不重用他处理“夷务”，一边骂他“养贼”“通夷”“卖国”；反帝、反封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被痛斥为“帝国主义走狗”。由此，吴健彰被定格为一个近代史里的“反面人物”，长期受到概念化、标签化的贬损、批判。他究竟是如何“养贼”“通夷”“卖国”的，他又是如何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倒成了被长期忽略，甚至有意掩埋的历史悬疑。
关于他的生卒年，广州市的文史资料记载都说他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出生，1866年（同治五年）病故，享年75岁。关于他从广州赴上海的时间和缘由，著名海外学者梁元生在他的《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之联系人物，1843-1890》里则明确指出，早在1842年初，吴健彰即以候补道台的身份来到了上海。如此等等，让吴健彰成为了一个面目模糊的历史人物。虽然他对粤商转型，对上海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我们却只能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氛围与政商形态，参照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与发展脉络，从纷纭不一的言说和记载中选取最符合逻辑的那一部分，尽可能还原吴健彰其人的本来形貎。
比较可信的说法应该是，吴健彰于1791年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微村一个贫寒之家，又名天垣，号道普，小名阿爽。早年在澳门、广州以贩鸡为业，市井中人都称其为“卖鸡爽”。大概澳门、广州的外商都是“卖鸡爽”的主要顾客，因此有机会频繁接触“夷人”，并且学会了简单的英语会话。20岁那年，吴健彰进入广州一家洋行充当仆役。因为他乖巧勤快，又能讲一些英语，很快就被提升为管事，由此开始参与对外贸易，逐渐致富。
1832年，已经人到中年的吴健彰终于在广州宝顺大街开办了同顺行，正式跻身十三行行商之列。当年的贩夫走卒“卖鸡爽”，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才成为享有对外贸易权的“吴爽官”。即使如此，吴健彰的攀升速度也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商人，显示了他非同一般的经营能力。可是就在一年之后，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全面撤出，所有十三行行商们都被推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与第二代“伍浩官”伍秉鉴只是调整经营布局，将自己的对外业务全部转向美国旗昌洋行不同，白手起家的吴健彰刚刚完成了从“卖鸡爽”到“吴爽官”的质变，他雄心勃勃，还想实现更大的跨越，于是他就捐纳官职，走由商界步入仕途的这条捷径。
英国向吴健彰建议，由英国人帮办税务，形成了《中英天津条约》的附则《通商章程》第十款的内容。英人从此掌管中国海关半个多世纪。
借青浦事件转型
吴健彰既有野心，又独具眼光。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解体了，广州十三行虽然没落了，但英国人的在华影响力却前所未有地增强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十三行行商出身的“吴爽官”看到了突出重围，进入实权阶层的机会。
我查阅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吴健彰离开广州准确时间的史料，也无法确定他那个上海补道台究竟是什么时候捐到手的，只知道他大概在鸦片战争之后，像伍秉鉴一样将生意的重点转向了美国旗昌洋行，成为该洋行的七大股东之一。
从吴健彰离开广州到初抵上海，这个时间段的史料更加混乱、矛盾，莫衷一是。当地的官僚集团大概对他这个商人出身的候补道台、“夷务专家”并不买账，他难有斩露头角的机会，其行迹自然也鲜见于官方正史中。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吴健彰步入仕途初期并不顺利，遭遇了不少坎坷。所以，他虽然已经把一只脚伸进了政界，另一只脚还稳稳地踏在商场没有离开。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他的买办生意一直都没有停止，只是一边继续为洋行处理在华商务，一边寻找、等待在官场上一显身手的机会。
1848年，对吴健彰来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的三月，发生了英国传教士受到围攻的“青浦教案”。这是上海发生的第一宗教案，也是上海开埠之后中英两国发生的第一次严重冲突。刚上任的满人道台咸龄处置失当，使之升级为两国军事对峙的“青浦事件”，“夷务通才”吴健彰终于等来了表现机会。他这个在上海“闲荡”多时的候补道，开始真正步入政坛，被两江总督李星沅起用参与处理青浦事件。
吴健彰通过青浦事件获得了“凡有华夷交涉，委会查办，无不迎忍而解”的好名声，在咸龄被免新道台到任之前一度受命署里上海道之职，可他的升迁之路仍然一波三折。满清统治集团需要处理“夷务”的“广东经验”，却不愿意接纳吴健彰这个行商出身的粤籍官员，直到1851年，另一个满人道台麟桂被免之后，他才获得了主政上海的机会。从备受冷落的候补道，到继任上海道台，吴健彰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直到这时，吴健彰才成功地实现了从商人到官僚政客的个人转型。
同乡带来的危机
靠捐纳进入满清统治集团的吴健彰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商人官僚，买办商人出身和粤籍背景主导了他的思维逻辑和行为模式，使他成为了一个官场异类，一个历史政治人物中的异类。他对上海的治理政策主要是为广东买办商人服务的，他因此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也因此备受指责。他使自己深深陷入了商人与官员的身份矛盾，以及粤籍人士的内部矛盾之中。
刘丽川领导的上海“小刀会起义”，便是吴健彰出任上海道台以后，广东同乡给他制造的一次重大危机。刘丽川，广东香山人，生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小名阿混。少时在家乡务农，后到香港充当买办，在与外商频繁接触中学了一些英语。道光二十五年（1845）加入三合会，道光二十九年（1849）移居上海。他略通医理，为穷人治病免收酬金，以慷慨好施著称，因此受到了旅沪同乡的推重，成为上海洪门（天地会）粤籍会员的首领。当时，上海作为一个新开口岸，聚集了许多闯码头的会党组织，如小刀会、双刀会、罗汉堂、塘桥帮等。小刀会也是洪门的分支之一，其成员主要是生活在上海的福建籍劳动民众和部分工商业主。虽然都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但刘丽川的广东天地会与福建人的小刀会互不统属，各有门户。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刘丽川发现了整合上海各派会党、实现一统江湖的时机。
“咸丰三年（1853）三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改称天京，接着攻占镇江、扬州，威震长江中下游流域。刘丽川深受鼓舞，加紧筹划起义。洪门天地会骨干周立春及其女周秀英等在青浦首举义旗抗粮，与清军对峙。八月，罗汉党人徐耀揭竿响应，联合周立春占据嘉定，起义反清。刘丽川看准时机，即派人与他们联络，拟定嘉定先起，上海继之的大举计划。九月五日，周、徐率嘉定义军再次攻占县城。两天后，刘丽川和小刀会福建首领陈阿林在上海城外三连塘集结队伍，竖旗起义。起义者头裹红巾，黎明时分从东门冲进上海城内，拥进县廨，杀死知县袁祖德，释囚犯，劫仓库。随后兵分两路，一路攻下文庙，据为大本营；一路攻入道署，活捉上海道台吴健彰。”（《广东历史名人传略续集》313页，陈泽泓编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太平军攻占南京让刘丽川发现了在上海举旗造反的时机。他的同乡、朋友吴健彰感到的则是危机。在刘丽川收拢小刀会准备起事的同时，吴健彰也开始了应变准备。“叛军的步步逼进，引起了上海方面的恐慌。吴道台奉江苏巡抚之命，向各国领事请求给予海军援助，以制止匪祸的发生。”（《晚清上海史》72页，（萄）裘昔司著，孙川华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可是，“叛乱者清教徒似的矫饰，不仅骗过了那些祈盼中国复兴的外国人，而且在长时期内逃避了外国的干涉。”（《晚清上海史》71页，（萄）裘昔司著，孙川华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当时的英国驻华全权公使、首席商务监督兼香港总督文翰爵士是位“过于谨慎的教条主义者”，对中国内部纷争，坚持执行“不干涉政策”。英国人的态度让吴健彰十分失望，为了稳定局面，他想方设法制造假象，试图让人误以为上海的外国人都是官军的强硬支持者。他以每月5万元的租金，向美国驻沪副领事亦即旗昌洋行大班金能亨租了一条旧海军接待船和几艘武装三桅帆船，组成小型舰队，出扬子江迎击太平军。他甚至让人散布谣言，宣称上海县城已在英国海军的保护之下，希望以此阻吓太平军和上海城里的谋反者。
英国全权公使文翰与驻沪领事阿礼国在对华政策上始终存在分歧。就在文翰反复强调英国严守中立的同时，阿礼国则在积极准备武装自卫。1853年4月8日、9日及12日，阿礼国连续主持召开侨民会议，要求各国侨民联合起来，共同防御官军或叛军可能对租界发动的袭击。随后，成立了上海英美商团，又称义勇队，由前印度孟加拉第二联队长特郎逊任队长，负责对商团进行军事训练。法国领事敏体尼则明确保证，一旦遭遇紧急情况，法国海军一定会与英、美两国全力合作。为了有效实现共同防御，他们还选举产生了协防委员会。
当吴健彰和阿礼国等人都将自己置于防御地位之后，也就失去了主动权。他们都知道一场血腥的事变即将上演，却拿不准它会在什么时候突然揭开大幕。在心怀忐忑地度过了看似平静又危机四伏的几个月之后，刘丽川终于完成了广东、福建两地会党的整合，以小刀会的名义向上海城发动了袭击。
1853年9月7日，这一天是孔子的诞辰，上海知县袁祖德起了个大早，打算与众多随从一起去文庙参加祭祀活动。他根本没想到，小刀会已经冲进城门，杀死卫兵，向县衙蜂拥而来。袁祖德再也没能走进文庙，他在路途中遭遇了小刀会的截击，与随从一起被乱刀砍杀（关于袁氏之死，中外文献有多种说法，亦有说他在县衙里被处死）。
吴健彰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也十分狼狈。据说，小刀会冲进道台衙门后，对如何分配库房里的银子产生了严重分歧，“就在福建、广东两帮为瓜分截获的道库银两而争执不休时，吴道台在一些广东帮头目默许下设法逃脱，他化妆后在两名外国人的帮助下顺着北城墙用绳子吊下来，接着被他的美国朋友隐藏在租界里。” （《晚清上海史》76页，(萄)裘昔司著，孙川华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
以病返籍
小刀会占据了上海17个月，直到1855年2月法国军队才帮助清军将他们驱逐出城。刘丽川等领导人战死，余部溃散。这场变乱是商人官僚吴健彰政治生命的转折点，也影响了上海这个新兴口岸的发展方向。
在那个混乱而无序的暴动时期里，上海县城里的人口从27万锐减至4万，这余下的人当中还包括众多的小刀会成员及其追随者。大批中国难民弃家而逃，涌入外国租界，躲避战火。满清朝廷一向严令禁止华洋杂处，如今太平军已经让他们自顾不暇，而小刀会起义更是让他们彻底丧失了上海管治权。虽然英国领事阿礼国也反对华人在租界内定居，认为这会成为“产生危机和严重堕落的永久源头”，却始终无法阻止汹涌而来的难民潮，而且他的相关言论遭到了旅沪英国商人的强烈反对。租界内华人居民激增，导致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这给租界里的外国商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赚取暴利的机会。
但是，华洋杂处也确实改变了租界内的原有秩序，而满清地方官府又全面陷于瘫痪，这就迫使吴健彰与英、法、美三国领事合作，创立新的社会管理机构，应对这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
1854年7月，英、法、美三国领事共同签订了修订过的《上海租地章程》（即《上海英法美租地章程》）。该章程赋予了由租地人为代表的外侨社团自治管理土地事宜的权力。由租地人大会选举通过的上海工部局有权向所有常驻居民（包括华人在内）征收捐税，以作为市政基础建设投资和维持治安，发展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的资金。
除了租界人口膨胀，导致租界走向自治之外，小刀会起义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现代海关的设立。在兼管江海关事务的上海道台吴健彰被迫逃亡后，小刀会捣毁江海关，致使外国进口货物无处交税。许多外商认为，既然清政府已经衰败不堪，就不必再遵循有关条约的规定缴纳税款。这个观点得到了各国领事的认同，却遭到了吴健彰的强烈反对。他迫切需要海关税收作为财政支持重新聚集力量，收复从他手上丢掉的上海城。经过多轮谈判，最终各方达成妥协，由外国人负责为中国政府征收海关关税。具体实施方法是，由三名外国领事指定的官员负责管理上海海关，将征收的税款直接交纳到中国银库。有人说，满清从此开始失去了海关税收主权。另一种观点却是，“此后，海关总税务司署成了海关税收系统的顶梁柱，它的职能和管辖权很快就扩展到其他的开放口岸。以其专业和廉政而著名，海关总署为中国的公共服务事业树立了一个新的典范，坚持了同等对待帝国的各种各样贸易伙伴的原则。” 无论如何，这个新的海关总署与当年深受中外商人诟病的粤海关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正当上海开始走出广东模式的影响，成为新型条约口岸的实验性范例的时候，吴健彰受到了严厉的指控。清廷认定他犯了两大重罪：
养贼；通夷。根据这个罪名，吴健彰和那些广东十三行前辈一样，被判流放新疆。
吴健彰的商人本能既害了他也救了他，在命运悠关的艰难时刻，他又重施广东十三行行商笼络清廷及其权贵的故技，大量捐献银两和军需品，大手笔行贿都抚级高官。钱，帮助他化险为夷，不仅逃避了发配边陲之苦，还保住了候补道台的官衔继续留在上海。风头过后，他成了两江总督怡良的顾问，在需要时协助新任上海道台薛焕处理夷务。此后，他又做过美国驻华全权公使伯驾的顾问。直到1859年，这个在权力与财富之间折腾了一生的商人官僚终于看破了红尘，“以病返籍作终老计”，归隐而去。吴健彰回到家乡后，捐地225亩，重修族谱，广置“义田”“恤孤寡”，甚至“闻河南灾荒，即捐二万二千两济赈灾民”。在乡亲们的眼里，他是造福桑梓的“大善人”。同治五年（1866），吴健彰在家乡病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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